莫道明：粤港澳大湾区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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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三来一补”算起，广东与香港、澳门的合作，即将进入“四十不惑”之年。历史节点在前，粤港澳合作又迎来新的升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其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意义？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在我国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意义？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广东省政协常委、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莫道明。

莫道明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是中国进一步融合世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一次实验。这将丰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同时还能带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

21世纪经济报道：如何评价粤港澳大湾区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意义？

莫道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球化进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设立深圳特区、加入WTO，在拥抱全球化中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即便是在全球化在国际上受到考验的此时，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之一，继续与国际接轨也是必须的。不过，虽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目前，中国的发展处在转型升级的瓶颈阶段。中国幅员辽阔，囊括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较大。

因而，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面临的新课题是：如何进一步全球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如何在与国际的交流中反思当下发展模式可能面临的问题，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为社会经济服务的体系。这一过程，如同30多年前设立深圳特区一样，需要有一个开放的载体，有一个改革的试验田。

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参与全球化的措施是设立自贸区，中国也在进行由经济特区向自贸区的转变，粤港澳大湾区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自贸区。目前设立的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粤港澳地区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经济形态，都是复杂的、多元化的。如果中国连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都不能统一起来，不能促进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中国就更不可能应对全球市场。这是因为，在海外市场、在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中，中国不仅要应对西方国家的价值观，还要应对中东世界的价值观，应对各种经济体制、各种文化背景的合作伙伴，其多元化程度远比粤港澳三者之间要复杂得多。这将进一步深入全球化试验，同时还将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提供一大实践经验。

21世纪经济报道：粤港澳大湾区最早是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提出来的，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定位和功能？

莫道明：除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提供实践经验，粤港澳大湾区还起着带动“一带一路”的作用。如果把粤港澳大湾区分离开来，各区域的经济体量并不足以称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但经过整合为一体的“大湾区”就能达到相应的经济体量。其次，湾区内资源的整合也会使得各城市之间由竞争关系变为协同关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大湾区的整合也是为将来避免“一带一路”中可能面临的文化冲突问题进行准备。香港作为国际自由贸易港，整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可以学习香港在经济与社会中的管理体系与服务经验。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还可促进港澳与内地间的认同融合。比如，香港、澳门的生活压力大，但为什么来广东、来内地安居就业的港澳青年人却相对较少？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讲，内地城市的社会管理和经济服务能力，与香港、澳门有很大差距，因而得不到港澳年轻人的认同。所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有助于解决港澳青年北上的社会问题。而处理好内部的文化协调问题，粤港澳联手走向“一带一路”就更有底气。

21世纪经济报道：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澳门一直被称作内地对外开放的“窗口”，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港澳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如何看待香港、澳门在对外开放新时代的功能？

莫道明：港澳的独特优势除了其服务体系外，还主要体现在其经济要素流动的高度自由性及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经济要素的流动体现在全球都可以在港澳无障碍投资促进其资本流动，香港与大多数国家都有护照免签协议，人员流动频繁。另外，高度自由开放的社会氛围使得信息流动及获取更为顺畅，香港的货物清关比较简便也有利于商品流动。而香港长期进行国际贸易活动，在相关法律体系上也可以为内地提供印证的参考。

过去30多年，港澳优势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过去内地从港澳“引进来”的，更多的是先进的生产技术、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而在当前进一步参与全球化的背景下，内地更应该关注香港、澳门先进的社会管理经验以及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

21世纪经济报道：世界有三大知名湾区，纽约湾区靠港口贸易起家，旧金山湾区除了贸易还有科技创新，东京湾区则强调的是制造业的创新。最早提“湾区经济”的深圳，更想做“中国硅谷”，硅谷所在的加州，又是在旧金山湾区南部。粤港澳大湾区的模式更像哪个湾区？还是说粤港澳大湾区应该走独特的“中国模式”？

莫道明：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更趋于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

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东京湾区不同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并不是在同一个政治经济体制下运行的。以下三个不同之处决定其独特性：

首先是政治制度的不同，内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奉行自由经济，这和内地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就是说，之前的三个湾区可以整体作为自由港，但粤港澳大湾区不能整体是自由港，而是要探索一种模式，发挥香港、澳门自由港的作用，运用于整个湾区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法律体系的不同，内地和澳门实行的是成文法的大陆法系，香港实行的则是依靠惯例判决的英美法系，这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再次是行政体系的不同。这些因素都决定粤港澳大湾区是一种新的探索，而不能照搬三大湾区建设的国际经验。

我曾经向广东省政协提过建设“环珠江口湾区”的建议报告，同时还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名义向中央政府提过相关的决策参考报告。在“环珠江口湾区”的报告里，我的建议是“三步走”：第一步是广东自贸区+港澳，也就是前海、南沙、横琴+香港、澳门，这五个点刚好在珠江口形成一个环状，这一步要利用广东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优势，对接港澳，把港澳的专业服务、法制环境学过来；第二步是珠三角九座城市+港澳，也就是小的“9+2”，将港澳的优势扩及珠三角；第三步，复制推广到内地泛珠三角九个省份，也就是大的“9+2”。可以说，这个“环珠三角湾区”概念，与后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并无本质区别。不过，国家高层命名为“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有所考虑，具体应该怎么做，还需要高层加紧研究，并编制规划。

21世纪经济报道：粤港澳大湾区有三个大的超级城市，香港、深圳、广州，最近对谁是龙头、火车头、核心城市的讨论络绎不绝。怎么看这些城市的竞争？谁应该是核心，或者说这个湾区应该有多个核心?

莫道明：其实不应该过分看重这些城市谁是核心的问题，准确来说应该是湾区中各大城市的结构升级的侧重有所不同。论经济体量，香港比广深要大，但广深不可能在经济体制上与香港同步；但若是其他城市引导香港，则更显得头重脚轻。所以，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主导权，放在哪座城市，都有其他城市不服，因而更需要强调城市之间的协调合作。粤港澳大湾区是规划而成的产物，所以它的发展建设也应该是在国务院的调度统筹下按照各个城市的在规划中的定位来进行资源配置。一定要说粤港澳大湾区有个核心的话，那应该是北京的中央政府。

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东京和旧金山湾区，仅略少于纽约湾区，但从具体的城市看，目前广州、珠三角还集聚着大量的制造业，有些观点认为深圳、广州对周边城市有明显的“抽血效应”，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莫道明：深圳、广州对周边城市有一定的资源吸引作用，但并不是完全的“抽血”，这是优势资源的自由流动分配的结果。从存贷比来看，广深的存贷比相对较高，说明资金更集中于这两个城市是符合实际的。

至于珠三角其他城市存在低端制造业较多的问题，需要看到经济的转型、社会的转型需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对珠三角地区这样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之一来说，其转型升级是有成效的，但不是一日之内就能转过来，其过程必然是缓慢的。不过，珠三角的转型升级是不是可以更快一些呢？我认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需要加强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过往国内城市的转型升级，很多都强调所谓的第三产业占比和产业结构优化。但美国现在提倡制造业回归的行动又让很多人不解。我个人认为，珠三角地区不同城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可以有不同模式。比如，广州、深圳两个超级城市可以分别依托商贸优势、科技创新优势提高服务业的占比，而这两个城市的制造业可以向周边城市转移，形成相对清晰的产业梯队。又如，深圳、东莞这一对曾经都是做加工贸易的城市，现在的情况就很不一样，深圳现在更多以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为主，做总部经济，而东莞、惠州则要接受深圳一些因成本抬升而转移的制造业。由此，东莞的制造业得到增强，而深圳的科技创新则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而深圳的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又会服务东莞、惠州这些城市。

因此，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推进，城市之间的配合、协同效应将会增强，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也将进一步发展。

＊本文系《21世纪经济报道》对莫道明教授的专访文章。编辑：IPP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