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洋务文化
洋务简史
香山买办洋务先驱
香山洋务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开创性和边缘性。洋务文化主要表现为香山人在近代洋务活动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并形成独具一格的洋务文化风貌。从鸦片战争前后香山人在洋行做买办与中外商人接触开始，到晚清洋务运动全面展开，香山人都积极参与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各项事务，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即洋务文化。在使中国打破闭关锁国从而面向世界的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诸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身旁和背后，有一大批旨在使中国工商业近代化的旧称“买办”的爱国实业大家，其中香山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容闳、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就是当中的佼佼者。
所谓买办，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受雇于外国在华商行并做他们代理人的中国人。鸦片战争以后，买办不仅是洋行的总管、账房和银库保管员，而且还是大班的机要秘书，在商馆的商贸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必须既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又熟悉洋行和中外贸易业务，拥有较好的职业道德和一定的经济实力，买办阶层也逐步成为近代中国历史风云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连通中西
买办阶层应运而生
自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澳门与香山两地贸易越发频繁。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香山因邻近澳门、香港及广州，中外贸易和商品流通迅速兴盛。香山境内石岐、小榄、前山等地，因商业繁荣而成集镇。精通中外贸易业务和外国语言的买办应运而生。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通商，外国商人和广州、香港的洋行纷纷抢驻上海。规模巨大的洋行主营茶叶、蚕丝等商品。而这些货物的经营并非易事，所有部门的具体工作，都需要买办的参与。曾与他们有过长期合作和交往，又熟悉英语的香山人很自然地成为在上海洋行的第一批买办。在中国被迫开埠通商之初的众多买办中，以广东人最多，其中又以香山买办为主。由于丝、茶、陶瓷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物品，香山买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互相提携
香山买办称雄上海
徐钰亭、徐荣村兄弟是最早到上海洋行当买办的香山人之一。19世纪前叶，徐荣村从香山北岭村（今属珠海市）来到上海，进入英国商人开办的“宝顺洋行”任买办。1851年英国举办首届世博会，徐荣村一举夺得金银大奖，名利双收。为了壮大家族势力，他把村中包括徐润在内的子侄带到上海，因为香山人“互相提携”的浓厚的乡亲观念，从徐荣村开始，这家商号成了不少香山人走上商业救国之路的“实习基地”。
来自香山的唐氏、徐氏、郑氏、莫氏几大家族逐渐成为买办世家。唐某（唐廷枢的父亲）在香港当过外国人的听差，他的兄弟曾任香港一位执行官何德弗斯的买办。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也成为上海新得洋行的买办。“香山人”甚至被看做是“买办阶级”的同义语，香山买办的精明强干和诚实可靠，尤其受外商的信任。1859年，外商约翰·侯德给同族人阿尔伯特·F·侯德的信中说：“上海买办根本不可靠，不过他由我们第一次去上海时的老买办（香山人莫仕扬）做的担保。”据统计，1830年至1900年的70年内，上海、香港、广州、天津、汉口、九江各埠四家英国洋行买办中，广东人占十分之九，其中香山人的表现尤为突出，故香山被称为“买办的故乡”。
爱国忧民
大力兴办民族工业
洋务运动兴起后，清朝在上海开办机器制造局，提倡官商合办近代企业。清末官督商办的这些企业，大都是以香山人为主干设立起来。
唐廷枢是应李鸿章之邀，和他的亲密伙伴、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同时进入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当时，招商局资本招揽进展甚微，筹办经年，其资本（包括官款在内）不足20万两。而唐廷枢和徐润一经接手，就立刻将资本扩大为100万两。他们和商业界有着广泛联系，所以招商局的投资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普遍的反响。
不在上海的开平矿务局，也是唐廷枢一手经营的。这位年过六旬的上海买办，舍弃奢侈舒适的外滩生活，与开矿工人日日风餐露宿，跑遍东北找寻矿产。该矿在19世纪末期的年产量，曾经达到78万吨，为当时其他的官商煤矿所不及。
作为唐廷枢的姻亲，郑观应与唐廷枢的合作也很紧密，他与唐廷枢合办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对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造纸公司、烟台采矿公司、缫丝公司、三姓金矿公司等也“无不入股相助”。
随着买办的实力和地位的提高，买办阶层也成为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独立，1904年上海总商会成立后，商人逐渐用统一口径发言。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是一股经济势力，在政治上亦要求分权，广帮中的买办也参与其中，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一股重要的力量。1905年，社会各界掀起要求废除虐待华工的中国与美国的相关条约的运动，国人自发地进行抵制美货，上海商会率先发出号召，相处不用美货。他们的爱国行动，与全市、全国的反美浪潮相呼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迫使美国政府在对待华工问题上作一些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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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0 13:05:47
